由美国国防军需大学(DAU)主办的《国防军需研究学报》(Defense ARJ)发表了陆军上校格伦•沃尔茨的署名文章,题为《军事创新的催化剂——对国防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案例分析》,全文共24页。文章通过对国防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肇始及演进,分析国防创新能力的定义、发展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现将全文摘译如下:

当前,军事创新再次成为国家安全专家的热议话题。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美国自二战以来所享有的军事技术优势已经消失。为重夺技术优势,美国采取了包括“更优购买力3.0”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新举措,以便在政府内部加速推进国防采办改革和激励创新。同样,国防部宣布实施“国防创新倡议”,通过一系列长期研发计划来确定作为“第三次抵消战略”基础的先进能力。这些工作重点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纳米技术等领域取得高回报突破。然而,确保技术创新实施的确切条件仍存在争议。新技术快速和相对成功的整合,实际上改变了地面作战的实施方式。而美军近年来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引入战场的例子则颇具启发性。本案例分析思考了理论设计与作战策略如何成为确保国防部为响应应急作战需求而迅速采纳新技术的重要催化剂,以及与快速列装、互通和训练有关的挑战怎样限制了美军充分发挥新技术的潜力,并揭示出有效的军事创新只能通过一套综合的方法才能实现,其中包括技术开发、采办规划、理论设计、作战策略等相互依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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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夺技术优势,美国采取了包括“更优购买力3.0”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新举措军事高技术的特点,以便在政府内部加速推进国防采办改革和激励创新

军事创新的定义

创新是一种过程,是用新的理念、技术或方法来提升能力、满足现实需求。通常遵循着发现、应用、开发的过程,将基础研究由概念转化为工具或流程,以提供某种作战优势。有意义的变革需要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创新过程实质性地改变了军事组织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方式;

二是这些变革在范围和组织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三是这些变革最终产生了更大的军事效能。

对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而言,关键的驱动力在于认识到针对非常规对手而实施的反叛乱与反恐作战要求采取有别于常规军事冲突的不同学说和技术工具。特别是识别和锁定武装分子及其网络所需的情监侦技术,这不同于用来探测和摧毁摩托化步兵营的技术。这种新的作战模式将武装分子的特征变成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在这种复杂的人文地形环境下,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有助于为敌人穿上特定服装,从而降低对手利用不明身份来获取军事优势的能力。对于身份和军事目标锁定方面的思维模式变化为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确立了清晰的作战地位,将其置于明确的学说框架中,并描述了它将如何被用来支持顶层作战策略。对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很多具体因素成为创新的催化剂:

明确的作战应用

作为未经广泛测试的战场技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原因在于该技术为识别、追踪、锁定未身着军装或采用非常规战斗队形的非正规作战人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反叛乱作战行动中,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扣押人员管理、高价值目标锁定、支援法治行动等方面。

学说与战略概念

新的军事技术需要系统配套的运用概念,以确保在更广泛的学说与战略框架内切实体现其价值。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成功运用,部分原因在于它应用于新的学说和战略框架下,聚焦“人口中心型冲突”和“以身份为基础的目标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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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未经广泛测试的战场技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原因在于该技术为识别、追踪、锁定未身着军装或采用非常规战斗队形的非正规作战人员军事高技术的特点,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行政部门的有效支持

军事创新终究要在组织环境下实现,因此需要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来管理新技术的开发与融合。在这方面,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作为一种多用途技术拥有明显的优势,可应用于各种作战行动。随着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战场上的出现,其价值也得到了执法部门、国土安全部及情报界的认可,从而营造了一个重要的兴趣群体,争相对其进行新的投资。

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的研发伙伴

当政府与不同领域的开发合作伙伴在一个动态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开展合作时,最有利于军事创新。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战场上出现时,其在商业领域的应用需求同样在增长,从而迎来了非国防部门的快速创新时期。私人部门将在研发、样机生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使国防部从中受益。尽管国防部不是这种创新的唯一市场驱动者,但它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利用商业部门的最新研发成果,并将其直接用于满足军事需求。

作为军事创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早期教训是,许多为常规作战研发的传统情报技术无法提供有效支持反叛乱行动所需要的情报,特别是在锁定需要身份识别的高价值目标方面。当美国转而实施反叛乱战略时,它需要人口中心型情报和精炼的目标情报,以便在战场上识别、隔离和清除叛乱分子。这些作战上的挑战需要新技术来确保美军发现和识别行为个体,描述定位其行为,并厘清其网络的结构与功能。

在2001年前,美军没有使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作战经验。但“9•11事件”后,国土安全部的关注重点和随后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成为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转化为服务作战技术的初始催化剂。

2004年,在费卢杰主要作战行动后的安置工作中,海军陆战队首次实战运用“生物特征识别自动化工具套装”(BAT)系统,通过监控进出城市的人流,识别藏匿在人流中的叛乱分子。随着美国在伊拉克转为实施人口中心型反叛乱战略,该技术在战场上的运用范围迅速扩大,成为在更大规模的民众中识别与隔离叛乱分子的关键工具。到伊拉克作战行动后期,美军已汇集编制出一个含有300万条个人信息的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库。

该技术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样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很少有居民拥有身份证明文件,很难将武装分子与周围的平民区分开来。有超过7000套生物特征识别搜集设备被部署和使用,用于管理关押人员、执行高危人员的逮捕令、对确认的叛乱分子发动定点袭击等。其间,美军搜集了超过250万条生物特征识别记录,并在可进行生物特征识别的监控名单上列出了约3.3万条个人身份信息。

作为理论创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部署一项新技术本身并不代表真正的军事创新,还需要同步的理论创新过程,通过提供理论框架和达成军事目标的方法挖掘新技术的潜力。为获得成功,学说创新必须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推翻旧的工作模式,从而使新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化。

美军对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运用是在大规模的作战模式转换背景下:身份识别成为新的作战模式的核心。反叛乱与反恐作战要求美军重新进行一次重大的学说定位,重点在于如何锁定网络与武装分子,而非成建制的部队和武器平台。随着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新作战模式中的发展,陆军正式确认了该技术的学说地位,作为陆军“通过生物特征识别实现的情报”(BEI)概念的组成部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采用了名为“身份作战”的相似概念,并将其写入各自军种的军事理论。

近期,国防部情报界在联合出版物中提出了身份情报(I2)的顶层概念:身份属性的收集、分析利用与管理,以及相关技术与程序。规定了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明确作用,包括突袭、检查点执勤、边境控制与海上封锁、部队防护、支持东道国法制、详细的人文地形测绘等。

上述实例均表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理论框架内的融合程度,而具体的应用案例和战术应用则为该框架提供了论据。

作为军事创新因素的采办与技术融合

官僚文化的本质及采办程序的动态变化在军事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机构通常倾向保持现状,即使一种新兴技术优势明显,也很少开发出其全部潜能。以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为例,与采办与技术融合相关的挑战会对创新是否取得成功产生不同的影响。

“9•11事件”后,政府立即意识到需要加强边境管控和建立识别入境人员的自动系统。新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需要国防、情报、国土安全、国内执法等部门在破除机构壁垒方面做出空前努力,从而在部门间充分共享潜在威胁人员的身份信息。然而,美国政府目前仅有两套主要的生物特征识别系统,分属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归化局。

即使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设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国防部在制定总体战略规划,以便将该技术转化为战斗力、进一步融合到国家安全机制中仍举步维艰,既缺乏运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具体的、可量化的战略目标,也缺乏对其目的、界限的总体认识,从而导致采办计划缺乏连续性,国防部生物特征识别项目因缺乏长期规划而饱受诟病。

对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而言,加快设备的列装速度能够给予战士尽可能多的技术支持,但也意味着一些新设备可能达不到国防部的标准和性能指标,无法通过操作测试或达到评估需求。对于部队来说,只有相对较少的受训人员和领导者熟悉这些系统,没有足够人力来全面开发该技术的潜能。

生物特征探测技术在早期部署过程中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是采办过程中官僚作风。执行代理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向相关部门提供有效的督察和战略指导,这为通用标准的发布与执行带来了挑战。不同用户间的沟通协调也是工作难点之一,按照不同任务需求研发的系统能力给各机构处理彼此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带来问题,使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商议、签订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共享协议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即使在国防部内部,不同部门间也无法始终无缝共享生物特征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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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重要性在阿富汗同样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很少有居民拥有身份证明文件,很难将武装分子与周围的平民区分开来

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国防应用得出的创新经验

生物特征识别设备迅速成为战场的常用工具和反暴乱、反恐行动的重要技术,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在过去十年间,该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如何应用这些工具的法律、政治和资源框架的发展已然落后于技术进步。

在快速研发和运用新技术方面,国防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应该被视作一次战术上的成功。然而,快速列装到部队的过程也暴露出国防部在机构层面推动军事创新问题上的一些缺陷。该挑战无疑不仅存在于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一例,值得仔细研究以更好的理解国防部应如何改进战时创新模式。军队因战争而存在,但他们的创新更多情况是在和平时期进行的。因此,创新战略必须能够适应两种环境,并且能够适应两种环境的转换。这也许是我们从中所能学到的重要经验之一。

未来将面临的挑战

第二代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研发历程可能较最初阶段有很大的不同。新兴的军事创新模式可能会越发依赖研发新技术的商业供应商。这些新技术一开始或许并非为国防需求而设计,但之后根据需要可调整为军事用途。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应用过程反应出了这种变化。当该技术在政府和军队部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客户群也已发生了悄然变化。随着相关产业的逐渐成熟,相关技术开始在医疗、零售业、银行和数字设备等方面得以应用。随着市场的迅速拓展,国防部所占份额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越来越小时,这一转换趋势才会加速。届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产业的主要增长点将来自其他工业部门,而并非军事和国防部门,美国也将不再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国防部需要打破政府资助技术研发项目的传统极限,这对下一代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而言尤为重要,其中涵盖遥感、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信息管理、通信等技术。未来的军事创新主要取决于国防部从非国防领域甄别、吸收商业技术的能力。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经验揭示了某些潜在挑战:由于政府采取了数据密集型决策战略,互通和技术融合问题越发成为创新的重中之重。

商业领域的变革速度为国防部跟上发展步伐、不断升级现有系统、快速改进现有技术等提出了重大挑战。而且一些有意促进创新的倡议可能加剧目前在互通、数据共享与融合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如扩大采办过程的自主权、增加原型数量、加速列装进程等。这同样引起人们对学说发展、应用理念、部队培训等能否跟上技术发展速度的担忧。这些问题突显出一个事实,即识别、获取尖端技术仅仅是军事创新成功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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